刚工作的那几年，我格外在意学生的分数和班级的排名。看到同事评优，心里便着急；学生反复做错题，忍不住焦虑。如今回首，那段日子其实是被外界的标准推着走，教书教得有些累。正如书中所言，“心有挂碍”——我就是那个被他人眼光困住的人。

真正让我感到“拎不清”的，是成为母亲之后。

我把全部心血倾注在“鸡娃”上——胎教、亲子阅读、早教班、外教课，美术、舞蹈、乐高、主持、书法、乒乓球、羽毛球、游泳……从两岁到六岁，女儿小小的身影穿梭在繁多的课堂间，我的期待像藤蔓一样紧紧缠绕。我希望她自信，希望她出众，希望她不再走我曾走过的泥泞之路，一生顺遂无忧。

然而事与愿违：生字在她脑中像握不住的沙，外教课进步迟缓，上台主持不敢张口，画纸上的线条稚拙得不像练过。我的耐心一点一点被磨去，语气从鼓励变成催促，有时忍不住说出“你怎么就是学不会”“我真的拿你没办法”。每次说完，看到孩子委屈的眼神，我心里比她还要酸楚。

古语说：“爱之深，责之切。”可太多父母，恐怕都像我一样，把所有的力气都使在了孩子身上，把成长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那个小小的身体上，却很少回头看看自己。我们总想让孩子成为情绪的主人，自己却常常沦为情绪的奴隶。父母的情绪，恰如家里的天气——我们稳定，家里便是晴天；我们失控，家里便是雷暴。而孩子的许多精力，其实都消耗在了“察言观色”上。

六岁那年，我怀着忐忑带大宝走进诊室，当目光定格在诊断书上的“多动症注意力缺陷障碍（ADHD）”，如惊雷炸响。医生说这是遗传，她的心智发育迟缓，六岁的身体里可能只住着三四岁的灵魂。那一刻我几乎崩溃，觉得天塌了——为什么是我女儿？！后来的相处中，每次看她写作业扭来扭去、手里玩着橡皮半天不动笔，或者教了很多遍仍然记不住，我都会想起医生的话：她不是故意的，她是做不到。那一刻，我才真正看见了她：原来她不是故意对抗，她只是生病了。那些磨蹭、记不住、胆小，都不是她的错。不是那个“磨蹭”“不听话”的孩子，而是一个被困在自己身体里、想做到却做不到的小女孩。

看见了她“做不到”背后的真实，我才开始看见自己。

我看见自己的执着。我想起了父亲——他自幼失去双亲，草草读完小学便辍学务农，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。我从小就被要求“优秀”，似乎只有足够好，才配得上他的付出。长大后，我不自觉地沿用了这套逻辑：把对自己的苛求投射到女儿身上，想用她的优秀来填补内心的不安。《战国策》有言：“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”可我所计的，究竟是她的深远，还是我的恐惧？

我看见自己的代偿。我童年走过的泥泞，不想让她再走一遍，于是拼命为她铺路。可我没有意识到，铺路的石子有时也会硌疼她的脚。那根本不是她的需要，而是我的恐惧——我怕她平庸，怕她落后，怕她被别人比下去。这些“怕”，没有一样是她的，统统是我的。

我看见自己的掌控。女儿越年幼，我越能安排她的一切。可当她越来越偏离我的蓝图，焦虑便如野火燎原。我害怕失控，而失控的感觉，恰恰是我最不敢面对的。老子云：“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”看见别人或许还算容易，真正看见自己，却需要更大的勇气。

书中那句“审视自己——客观真实地认识自己”，如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我心里。我曾经执着地“为她好”，只不过是在为自己的不安寻一个出口。我要她万丈光芒，只不过是想借她的光照亮我内心的缺憾。正如苏轼所叹：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看见自己，有时比看见孩子更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