拎清自己,看见教育的本真与归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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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开林礼君的《拎清楚自己》,扉页上那句“人生最大的智慧,是在纷繁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”如一束温润的光,照进我作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兼班主任的内心深处。十五年的教学生涯,让我习惯了在多重角色中切换:讲台上的授业者、教室里的管理者、学生心灵的守护者、家长眼中的托付对象、学校考核表上的数字、家庭餐桌上的妻子与母亲。这些角色层层叠叠,戴久了,有时竟分不清哪一张才是真正的自己。
在这本书“看见—相信—我能”的主线牵引下,我试着重新梳理自己的教育人生,在纷繁日常中打捞那个被淹没的自我,探寻教育浪潮中依然清醒站立的方式。
一、看见:教育的迷雾与真相
“看见”是一种能力,更是一种勇气。作为从教十五年的高中语文教师兼班主任,我需要看见的,不仅是课堂上的表象,更是教育深处的真相。
每天清晨六点四十分,我站在教室门口,迎来陆续到班的学生。这个寻常的时刻,其实是我“看见”他们的第一扇窗。小陈今天眼睛红肿,可能昨晚又熬夜了;小李步伐轻快,手里拿着一个手工折纸,看来心情不错;小王低头避开我的视线,书包带滑到肘弯——多半是作业没完成。外人看来微不足道的细节,对班主任而言,是一天工作的起点。
有一件事让我至今难忘。高二上学期期中考试后,班上平时沉默寡言的女生小周,成绩从年级前五十名跌到二百名开外。按惯例我找她谈话,问她原因,她只低着头说“没考好”,眼泪一颗颗砸在桌面上。我没有追问,递了纸巾让她先回去。
后来我在她的周记里发现了端倪。那是每周“可交可不交”的自由周记,她写道:“妈妈又住院了,爸爸一个人照顾不过来,我每天晚上要去医院送饭,回来已经十点多。看着病床上的妈妈,我一个字也看不进去……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。”那一刻,我“看见”了分数背后的真实——一个十七岁女孩在家庭变故面前的无力与挣扎。我联系了她父亲,了解到她母亲患慢性肾病,需要长期治疗,家庭经济压力很大。我帮申请了困难补助,协调科任老师允许她在特殊时期减免作业量,并告诉她:“你不需要一个人扛着,老师可以帮你。”
这件事让我看见一个朴素却容易被遗忘的真相:教育从来不是孤立于生活之外的。学生的每一个分数、每一个表情、每一次沉默,都可能是一个更大的故事。如果我们只看见分数而看不见人,教育就失去了灵魂。
我也看见了教育现实的复杂性。作为高中语文教师,我身处新课改理念与应试压力的夹缝中。课程标准强调“人文性”与“工具性”的统一,倡导通过语言运用促进学生精神成长;而高考指挥棒下,语文常常沦为“刷题”的工具,那些关于生命、关于价值、关于审美的思考,被压缩成答题模板和得分技巧。
我记得那堂《我与地坛》的课。当我引导学生思考“生命的意义”时,一个成绩优异的学生举手问:“老师,这一段会考吗?如果考,会以什么形式出现?”教室里安静了几秒,随后有几个学生附和:“对啊,您直接告诉我们考点吧。”我站在讲台上,看着下面一双双等待“标准答案”的眼睛,心里涌起深深的悲哀。我们的学生正在失去对知识本身的敬畏与热爱,教育正在沦为一场没有灵魂的交易。
作为班主任,这种撕裂感更加明显。每周班会课本该是思想引导、情感交流的宝贵时间,却常被各种事务挤占——卫生检查、纪律通报、考试分析。即便我想开展主题班会,也常在学生疲惫的眼神和堆积如山的作业面前败下阵来。“老师,您快点讲完,我们还要赶数学作业。”这样的话,我听过太多遍。
更让我困惑的是,我自己也时常迷失在这种矛盾中。当年级组公布平均分排名,当我看到自己班级成绩落后,当家长焦急地问“孩子成绩怎么上不去”,我也会焦虑、怀疑:我坚持的整本书阅读、思辨性写作、课堂对话,在分数面前是不是太奢侈了?是不是该回到“刷题”的老路?
《拎清楚自己》给了我重要启示:看见问题存在,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。只有清醒地看见教育现场的复杂性与矛盾性,看见自己内心的摇摆与挣扎,看见学生真实的处境与需求,我才能在这些矛盾中找到立足点,而不是被动地被环境裹挟。
二、相信:教育者的信念与定力
在看见真相之后,我们需要“相信”什么?这是《拎清楚自己》给我的第二个启示。在迷茫与困惑中,教育者需要自己的信念与定力。
我相信教育首先是“人的教育”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,教育的本质始终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。作为语文教师兼班主任,我相信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个体,来学校不仅仅是为了考试,更是为了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。
班上有个男生小林,高一入学时成绩中等,性格内向,存在感很低。语文成绩及格线徘徊,作文常跑题或语言干瘪。按常规标准,他属于“重点帮扶对象”。但我注意到他的周记虽然文笔稚嫩,却有一种细腻的观察力。他写学校食堂门口那棵梧桐树:“秋天的梧桐叶,黄得像被阳光浸泡过,落下来时打着旋儿,像是在跳最后一支舞。”
我没有给他打分,而是批了一行字:“你有一双诗人之眼,别丢了它。”从此我每周在他的周记后面写几句回应,不是点评技巧,而是与他对话。渐渐地,他开始写更多——他养的猫、和弟弟的争吵、对未来的迷茫。我们的对话从纸上延伸到课后,从语文扩展到生活。
高一结束时他的语文成绩依然不算好,但周记本写满了整整一本。他在最后一篇里写道:“以前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,成绩不好,不会说话,不会打球。但现在我知道了,我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,能写出让别人有感觉的文字。这大概就是我的超能力吧。”高二分科他选了文科。现在高三,语文稳定在中上游,成了班上的“笔杆子”。看着他从一个自卑的少年成长为有自我认同感的青年,我深深体会到:教育不是把学生塑造成统一的模子,而是帮助每个生命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。
作为班主任,我相信规则与温度可以并存。我们班的“班级公约”不是我自己定的,而是开学第一周全班一起讨论出来的:每人提三条规则,投票选出得票最高的十条作为“公约”。规则成了集体共识而非外在强制。一次有个学生上课时偷偷用手机查单词,被我发现。我没有当众批评,而是课后单独问他:“公约是你参与制定的,你觉得今天的行为符合公约吗?”他沉默后说“不符合”。“那你觉得该怎么办?”他主动提出为班级值日一周,并在下次班会课上做简短说明。此后班上再没发生过类似的事。我相信,真正的教育不是让学生害怕你,而是让他们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
我相信“慢”的教育力量。在急功近利的环境里,“慢”似乎成了一种奢侈,但人的成长需要时间,需要浸润。高三上学期,当其他班级都在进行“地毯式”考点复习时,我坚持每周留一节语文课给学生自主阅读。书是我自己掏钱买的六十多本经典作品,放在教室后面的“图书角”。起初有同事和家长质疑:“都高三了还看闲书?”我没有争辩,只是坚持做下去。
两个月后的一次月考,作文题是“我看快与慢”。班上大多数学生的作文都写得有深度,不是套用模板,而是真的在思考。有个学生写道:“我们总说时间不够,却又在碎片化信息中浪费了大量时间。真正的‘慢’,不是放慢速度,而是拒绝被异化,把时间花在值得的事情上。”后来我才知道,这句话出自他们自主阅读的《深度工作》。这件事让我更加确信:教育不是往容器里灌水,而是点燃一团火。
我相信教师作为“反思性实践者”的角色。在《拎清楚自己》启发下,我开始系统记录教学反思,每节课后问自己三个问题:今天学生学到了什么?他们是如何学到的?我还能怎样做得更好?我相信对话的力量——让语文课堂成为与文本对话、与作者对话、与自己内心对话的场所。我相信即使在最困难的环境中,教育者依然有选择的空间和行动的可能。
三、我能:从领悟到行动的跨越
“看见”让我清醒,“相信”给我力量,“我能”则要求我将领悟转化为行动。作为高中语文教师兼班主任,我需要明确自己能在哪些方面做出改变。
在学科教学方面,我以“整本书阅读”为突破口,探索素养导向的语文教学。上学期在我带的两个班尝试了《红楼梦》整本书阅读。很多学生对这部名著有畏难情绪,读了十几回就坚持不下去。我没有强迫通读全本,而是设计了一个“人物关系图绘”活动:学生分组选择一个家族,绘制人物关系图谱,标注每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关键事件。这个活动降低了门槛,激发了探究兴趣。
让我感动的是,一个平时语文成绩很差的男生,在绘制贾府人物关系图时表现出惊人的细致和耐心。他用不同颜色标注辈分,用符号标注人物结局,还附了一张“人物命运时间轴”。他在展示时说:“我以前觉得《红楼梦》就是一群有钱人吃喝玩乐的故事,画完这张图我才发现,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挣扎,没有人是真正快乐的。这可能就是曹雪芹想说的——繁华背后,全是虚无。”那一刻我知道这堂课成功了,不是因为他们记住了多少知识点,而是因为他们与文本产生了真实对话。
未来三年,我将带领教研组开发适合本校学生的整本书阅读课程体系:高一以激发兴趣为主,选《平凡的世界》《围城》等相对易读的经典;高二提升难度,安排《红楼梦》《呐喊》等深度阅读;高三结合备考,开展专题性阅读和思辨性写作训练。
在班主任工作方面,我计划将主题班会系统化、课程化。每个月的第一周设为“生命叙事”班会:邀请一位学生自愿分享自己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故事——成长的困惑、家庭的变故、一次失败或一次超越。其他学生安静聆听,之后可以提问或分享感受,但不允许评判或嘲笑。目的是让学生体会到: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,每个故事都值得被听见。
有一次,平时大大咧咧的男生小张分享了他的故事。他说自己初中时是个“小混混”,打架、逃课、顶撞老师,差点被开除。改变他的是初二时的一位数学老师,那位老师没有放弃他,每天放学后给他补课,还让他当课代表。“他让我觉得,我也可以是个有用的人。”小张说这话时眼眶红了,教室里很安静,好几个学生也在偷偷抹眼泪。这样的时刻让我坚信,教育本质上是生命对生命的影响,而这种影响往往发生在人与人真诚相遇的瞬间。
在教师专业发展方面,我将以“反思性实践”为核心。具体措施:第一,建立系统反思机制。每节课后回答三个固定问题并记录在专门的本子上,每周整理,每月做主题梳理。第二,构建学习型教研组。引入“课堂观察”模式,每位听课教师选择一个具体维度(如“教师提问的类型与分布”“学生的参与度变化”),收集数据,基于证据评课。第三,坚持读写结合。每年精读10本教育经典或学科前沿著作,每本写出不少于3000字的读书笔记;每学期至少撰写一篇教学论文或教育叙事,争取发表。
我给自己设定了渐进式三年目标:第一年聚焦课堂、深耕班级,把整本书阅读和主题班会做成“拳头产品”;第二年向外辐射,通过教研组建设、校际交流和网络平台扩大影响;第三年形成特色,在区域内建立个人专业品牌,成为有一定影响力的研究型教师。
在更广的层面,我希望继续组织社区读书会(每月一次,面向家长和社区青少年),参与教育公益活动,通过个人公众号分享优质教学资源和教育思考。既仰望星空,又脚踏实地——这大概就是“拎清自己”的应有之义。
四、结语:在多重位置中实现生命的整全
读完《拎清楚自己》,合上书页,我对自己有了更清醒的认识。
我不再试图在各种角色中寻找完美的平衡——那不切实际,只会带来持续的焦虑。相反,我学会在不同情境中调整重心:在家庭中,不追求做“完美妈妈”,而是做“真实的妈妈”——会累、会发脾气、会对孩子说“妈妈今天太累了,明天再陪你”;在学校里,不追求“人人满意”,而是“问心无愧”——按自己对教育的理解去行动,对结果保持开放;在社会中,不追求“大有作为”,而是“力所能及”——能做多少做多少,不苛求自己。
这种清醒让我的教育生活更有质感。我不再因为无法满足所有人期待而焦虑,不再因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而沮丧。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,为什么做,能做到什么程度。那些清晨六点四十分站在教室门口的守候,那些深夜批改作文时台灯下的孤独,那些与家长通话一小时后的口干舌燥,那些看到学生进步时的心头一热——所有这些,不再是负担,而是一种选择。
我选择做一名教师,就意味着选择了这一切。作为语文教师,我深知语言的力量。“拎清楚自己”不仅是一种生活态度,更是一种人生智慧。在未来的教育征程中,我将继续以“看见”的清醒、“相信”的坚定和“我能”的行动,在家庭、学校、社会构成的复杂网络中,找到并坚守属于自己的位置。
教育是一场向美而行的遇见,是生命对生命的影响。《拎清楚自己》让我明白:只有先清楚地看见自己,才能真正看见学生;只有先相信自己的价值,才能激发学生的潜能;只有先行动起来改变自己,才能影响他人、改变教育。
这或许就是“拎清楚自己”对教育者的最大启示:你的位置,决定了你能看见的风景;你的清醒,决定了你能抵达的远方。而我,愿意做一个清醒的位置寻找者,在这条漫长而丰盈的教育之路上,一步一步,走下去。
作者:刘石龙,男,本科学历。投身教育事业已有十三载,始终坚守班主任岗位。从业以来,我始终恪守“让他人因我的存在而感到幸福”这一初心信念,日常工作勤恳务实、尽心尽责。用心陪伴学子成长,以热忱与担当履职尽责,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稳步前行。